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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滴】相声《白事会》中的北京四大名医
相声《白事会》中的北京四大名医：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
萧龙友，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为“不息翁”(1872-1960)。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拨贡，是解放前后京城的名医。他与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三人被合称为“京城四大名医”，声名斐然。他们的医术医理，都有极高的造诣，医德医风令人钦佩，在医学界地位颇高。而萧龙友在四大名医中，亦居首位。
萧龙友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并精研诗赋帖拓，书法十分出众。弱冠之后，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他博览群书，对医书也有颇多涉猎。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怕被传染，不敢医治，但萧龙友不惧灾祸，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施医舍药为百姓治病，使很多人转危为安，从此便声名鹊起，这是他从医的开始。进入仕途之后，他虽忙于官务，却也从未间断过研究医学，不仅精研中医，还对西医学的书籍大量参阅。他余时行医，颇有疗效。后来因感到沉浮宦海之中于国于民皆无益处，便于1928年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
1942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然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为可及，故即使众人相求，亦不开方。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造成了社会的轰动。
解放后，政府对中医事业十分关注，中医事业受到了保护，再次呈现了勃勃生机。1954年萧老先生以80岁的高龄被选为人民代表，仍然积极的投入工作当中，还参加了关于设立中医医院的讨论。
萧龙友的医术可谓炉火纯青。他用药处方平正轻灵，常在小方之中见大神奇。但他并不固执，始终对西医学抱着尊重态度，并坚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胸襟之宽大令人折服。
孔伯华先生，谱讳繁棣，以字行，原籍山东省曲阜县，生于公元1884年6月5日(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卒于1955年11月23日，享年七十一岁。精于医学，得其家传，乃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汪逢春(1884―1941)，江苏苏州人，他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先生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无暇著述。他教学甚严，不但极重医德，而且每必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并于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让学生们恭听、记录。汪先生一生信佛，又喜欢读书，每天必在清晨5：00起床，读佛经、打坐、读医书，每天饮食适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他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无丝毫痛苦。汪老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中医教育家，现在的名老中医吴子桢、谢子恒、赵绍琴等，都是他的学生。施今墨，祖籍浙江萧山县，原名施毓黔。因其祖父在云南和贵州做过官，施今墨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黔”。他年幼时，因母多病，遂立志学医。他的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见其聪颖，因而在施今墨13岁时即教他学习中医，并常对他说：“良田千亩，不如薄技在身”。所以施今墨学医刻苦，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了。
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应邀参加会诊，提出中肯建议。1930年，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施今墨和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经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做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相声《白事会》中的北京四大名医：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
萧龙友，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为“不息翁”(1872-1960)。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拨贡，是解放前后京城的名医。他与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三人被合称为“京城四大名医”，声名斐然。他们的医术医理，都有极高的造诣，医德医风令人钦佩，在医学界地位颇高。而萧龙友在四大名医中，亦居首位。
萧龙友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并精研诗赋帖拓，书法十分出众。弱冠之后，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他博览群书，对医书也有颇多涉猎。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怕被传染，不敢医治，但萧龙友不惧灾祸，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施医舍药为百姓治病，使很多人转危为安，从此便声名鹊起，这是他从医的开始。进入仕途之后，他虽忙于官务，却也从未间断过研究医学，不仅精研中医，还对西医学的书籍大量参阅。他余时行医，颇有疗效。后来因感到沉浮宦海之中于国于民皆无益处，便于1928年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
1942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然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为可及，故即使众人相求，亦不开方。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造成了社会的轰动。
解放后，政府对中医事业十分关注，中医事业受到了保护，再次呈现了勃勃生机。1954年萧老先生以80岁的高龄被选为人民代表，仍然积极的投入工作当中，还参加了关于设立中医医院的讨论。
萧龙友的医术可谓炉火纯青。他用药处方平正轻灵，常在小方之中见大神奇。但他并不固执，始终对西医学抱着尊重态度，并坚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胸襟之宽大令人折服。
孔伯华先生，谱讳繁棣，以字行，原籍山东省曲阜县，生于公元1884年6月5日(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卒于1955年11月23日，享年七十一岁。精于医学，得其家传，乃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汪逢春(1884―1941)，江苏苏州人，他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先生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无暇著述。他教学甚严，不但极重医德，而且每必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并于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让学生们恭听、记录。汪先生一生信佛，又喜欢读书，每天必在清晨5：00起床，读佛经、打坐、读医书，每天饮食适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他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无丝毫痛苦。汪老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中医教育家，现在的名老中医吴子桢、谢子恒、赵绍琴等，都是他的学生。施今墨，祖籍浙江萧山县，原名施毓黔。因其祖父在云南和贵州做过官，施今墨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黔”。他年幼时，因母多病，遂立志学医。他的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见其聪颖，因而在施今墨13岁时即教他学习中医，并常对他说：“良田千亩，不如薄技在身”。所以施今墨学医刻苦，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了。
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应邀参加会诊，提出中肯建议。1930年，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施今墨和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经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做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