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滴】相声段子中的学问典故（十一）
96、马老《对对子》中提到的“张伯英”和“张伯扬”
…………
马：我唱单弦干吗？我是说写字――学张伯扬。
赵：张伯扬会写字吗？
马：少见多怪么，你根本没见过他老人家写的字么――北京琉璃厂，两边那字号挂的匾差不多全是张伯扬写的。
赵：对吗？你看清楚了再说――写琉璃厂那些个匾的那叫张伯英――前清的拔贡，名写家张伯英。
马：张伯英？我记得有个张伯扬来着？
赵：张伯扬唱单弦的。
…………
附---张伯英、张伯扬简介
【张伯英】，碑帖学家、书法家（1871－1949）字勺圃、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祖籍浙江绍兴，明代迁居徐州东南张集，出生于徐州三堡榆庄，兄弟四人（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江苏省铜山县人。光绪时进士。少负异才。
更承其祖张达，其父张仁广（字溥原），纳赀为通判，居河南达30年。仁广善词章，尤喜书法，手不释管。伯英幼承庭训，弱冠时诗文、书法已崭露头角，伯英与其叔张从仁（字云生）年龄相若，幼年时一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受业于徐葵南先生，与其子徐树铮（字又铮）为同窗好友。塾师张永传教导，又跟随其外叔祖陈逊齐研习书画，后师从徐南葵，桂中行，冯煦等。张伯英能诗善文，风格清新俊逸。其诗七言居多，内容颇广泛。晚年思念故乡之情甚切，诗中多乡愁离绪。代表作有五言诗《如汉云九日登云龙山韵》、七言诗《和汉云山楼共话》、《又中秋》，诗中洋溢着真挚感情，一片至诚。
【张伯扬】张伯扬（1923-2007）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
他自幼受其父影响爱好曲艺，十七八岁拜花连仲为师学习单弦，开始业余演唱。20岁拜著名联珠快书艺术家曾振庭先生为师，向其学习了《蜈蚣岭》、《挑滑车》、《草船借箭》等快书曲目。1945年正式成为专业演员，由于他嗓音条件好，加上勤学苦练，艺术上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了著名的单弦演员，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济南等地演出，深受南北观众欢迎。解放后，先后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曲艺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天津市和平区曲艺团、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曾任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副团长、天津市实验曲艺团团长等职务。
97、“千金难易一字矣”
《文章会》里边，康圣人夸茂老文章写得好，说是“千金难易一字矣”，这话虽然好懂，其实还包含着个典故呢。据《史记》里边儿的《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当秦国的相国时候儿，让自己的门客班子攒了一本儿书叫《吕氏春秋》。书编好后，老吕特满意，把书放在都城咸阳的热闹地儿，说不管是谁，能够增删其中一个字儿，就给予千金的重赏；结果呢，愣没人出头儿。后来就用“千金一字”形容诗词文章写得妙，没有改动余地了。
要说完美到了一个字儿都不能改动的地步，也未必。没人出头，估计和当时老吕当着相国也有直接的关系，谁没事儿敢和相国掰扯着玩儿啊？换一个人，板砖早上来了。
98、“弄璋”和“弄瓦”
侯宝林先生的《婚姻与爱情》里边儿，说到以前生儿子叫“弄璋之喜”，弄块儿玉；生女孩儿就惨了，叫弄瓦之喜，也就闹块瓦玩儿。这说明那时候社会风气比较淳朴健康。现在情况不同了，妇女们不但摆自己这半边儿天把得倍儿牢靠，还开始霸占另一半儿。我看再过些年，男的除了蒸馏水剩不下嘛儿了就。把马老都气得抱怨说：可惜自己不是个女的，没法儿给人当太太去。有时候我就想，都二十一世纪了，不会又改回母系氏族社会吧？
按“弄璋”、“弄瓦”的说法儿出自《诗经、小雅》，老老年的事儿了。自然，那时候人们对男女的认识还是比较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他们唱道：“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璋就是侯宝林先生说的玉，这句是祝福男孩子长大了当大官儿，手里拿着玉石做的圭啊璋的兀的。相当于现在说：“您这孩子，长大了不是乡长，也得是个村长！”要不就是：“介孩子，长大一准儿坐奥迪车，还得是甲01牌照的。”
那生女孩子呢？自然不是让他们和魏文亮先生一样，上房揭人家瓦去买，倒不是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就好了。这个瓦是陶做的墩子，古代妇女纺织时候，使这个东西压着麻线兀的用的。所以弄瓦就是祝愿这个女孩子长大了勤劳点儿，天天在家纺织，别没事儿到处串门子、斗纸牌、购物、听F几、更别坑人家帮着摇煤球。
弄璋这个事儿上，还出过个笑话儿。我们大唐时候有个叫李林甫，当过宰相，磕不是什么好人，口蜜腹剑就是说他的。他文化也差点儿似乎。他小舅子姜度得了个儿子，他去信祝贺，写了句“闻有弄獐之喜”。这下儿好了，不但没有玉，让人家孩子长大了抱个黄鼠狼兀的，象话么？内孩子后来是不是当了猎户，史书上倒是没有记载，不过留下个“弄獐宰相”的说法，专门儿形容没文化的领导用的。
无独有偶，清朝有个大学问俞樾，是和茂老讨论过《红楼梦》的俞平伯老的上辈好像还是。据他的书里说，有个太常博士，把“鸡肋”给写成“鸡肘”，当时人们都管那位叫“鸡肘博士”，和弄獐宰相倒真是一对儿。
99、《绕口令》的塌目鱼
喇嘛，塔嘛（塌目），哑巴，喇叭，四样东西说起来绕嘴。这个塔嘛正字是塌目。北方人都是这样叫比目鱼的。比目鱼是进化的产物，俩眼睛长在一边儿，古人以为是俩鱼挨得紧，分不开了，所以，比目鱼有象征夫妻恩爱的意思。
比目鱼有两类：俩眼睛都在左边儿的叫做鲆，俩眼睛都在右边儿的叫做鲽，故“左鲆右鲽”之称，没眼睛的一面很光溜儿。比目鱼很凶，它趴在海底，俩眼盯着上面，善于捕捉小鱼儿什么的。比目鱼很好吃，因为它不是吃素的。
天津人爱吃比目鱼。按照重量多少给塌目分了老几类：塌目鱼，塌目片儿，塌目皮儿等。最好的算是塌目中段儿。天津有道名菜叫“宫烧目鱼条儿”，全国比赛得奖。就是用塌目鱼中段儿做的。现在，去哪个饭馆都是海鲜，真不见功夫！但是，千万别去大饭庄子点这道菜，上次去XXX，要了一个“宫烧目鱼”，上当喽！
所以，郭荣起说7，8斤塌目才够吃的是有道理的，喇嘛肯定也爱吃塌目鱼的中段儿。
100、《白事会》中提到的“一撮毛”撒纸钱
出殡扬撒纸钱始于晚清。《旧都文物略?杂事备》载：“舁殡出门，预上秫秸扎架，广方数尺，遍粘纸钱。临起杠时，举火焚架，绷弓一断，喷出无数纸钱，借风空冲云际，谓之‘买路钱’。近以火患预防，乃手持大叠纸钱，沿途扔之，其高骞数丈，散若蝴蝶，蹁跹回旋，纷然徐下。”
扬撒纸钱的目的，据说是打发“外祟”和“拦路鬼”的。凡起杠、换杠、换罩，经过十字路口、丁字街口、庙宇、祠堂、井水窝子、河泊、桥梁、城门，遇有路祭棚、路祭桌、茶桌，都要在杠前高高扬起纸钱。
新丧出殡用白纸钱，其钱直径四寸，中有小方孔，是用较厚的报纸砸成的。停灵暂厝超过三年以上者出殡安葬或二次改葬起灵，用花红彩色的纸钱；帝、后、亲王等奉安大典用金色纸钱（1916年袁世凯死，出殡时扬的也是金纸钱）。过去，南纸店论斤出售。一些砖瓦铺因卖“倒头三件”――吉祥盆儿、砖、焰食罐子（宝瓶），所以代卖纸钱（多系一些回收品）。也是按份量计价。纸钱无包装，只用一根麻绳子穿入其孔，像一串大柿饼，携带行走时，可以背在身上。
旧时，扬纸钱也是一种专门技术，其中大有“学问”。伺候大殡的，最少得有四个人轮番扬纸钱。他们先将纸钱揉搓开，不能有粘连的双张。揉好的纸钱分叠卡在手里，夹在腋下，掖在兜里。只要一起杠，打响尺的杠头一喊加钱儿，先由两个人，同时身形一矮，眼望空中，纵身跃起，右手用力将纸钱往上一扔，纸钱借着风力，马上在几丈高的空中扩散成一大圆伞盖，逐渐扩大，翩翩飞舞。不等下落，紧跟着由另外二人再扬两把。如果，本家要烧一所纸糊的阴宅四合房或几张尺头桌子之类的大型冥活，那就更妙。纸钱趁着火势，可以飞得更高，而且经久不落，形成漫天皆白，几有铺天盖地之势，是一大奇观。
旧时，扬纸钱自成一行，有师有徒。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是全福，满人，绰号“一撮毛”。无出其右者。手下有徒弟多人，素日即在空旷高坡上练习扬洒技功，锻炼臂力。专应王府大殡扬纸钱的活。据说，他坐着包月洋车来回赶档子。所用的名片，皆印绰号“一撮毛”，正名却以小字跨在绰号下边，可见其知名度了。
据说，一次某宅门出殡，忽从送殡的至亲里冒出一位阔少，非要跟“一撮毛”打赌，说“全爷，您要能把纸钱扔过这平则门城楼，我送您一所小四合房!”“一撮毛”闻听精神大振，登时请了一个安“呦，二少!您这可真赏小的脸啦!行啊，今天我露一手，不然决不拿爷的钱份儿，算我白尽孝啦。”说着通知手底下四个徒弟“备料”（把纸钱揉搓好）。刚刚接近门脸，“一撮毛”稍一哈腰，纵身一跃，足有一米多高，猛劲扬出头一把，徒弟们随着也各扬一把。这五把纸钱直入云霄，随风向四外扩散，漫天皆白。当时东风甚紧，居然没有落下几张来。大杠出了城，经过瓮圈儿，过了箭楼，直至吊桥，还没落下一半，直到这殡的最后边的马车过完，纸钱才落尽，回头再看护城河，水面全白了。坐在马车里的姑奶奶们见了，感到“一撮毛”名不虚传，马上让仆人下车找了事的往前传，“赏全爷五块大洋!”那位打赌的阔少既然许了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事后，只得送“一撮毛”一所小房。据说类似情况屡次发生。“一撮毛”凭着给人家扬纸钱居然挣下好几所住房。
一般平民，贫民死了人出殡是请不起“一撮毛”的，同时，也买不起那么多纸钱。过去有人讲，贫民户的一棚丧事，还不及一个富户的几把纸钱。其实，不要讲贫民户，就是那些平民户出殡，也只能从送殡的近亲中请出一两位人干这个差使。由于没有经验，往往不免整叠地上去，整叠的下来。再不然稍偏一点，借着风力全上了民房和铺户。1936年12月16日，平市各界为苏州名妓赛金花举行的公葬仪式上“纸钱只洒到屋檐就落下了，大家又想起了‘一撮毛’……他今天应该来帮帮忙就好了。
101、分析《扒马褂》
《扒马褂》这个妙趣横生的三人相声，终于得以在新年民族文化宫的晚会同观众见面。我没有躬逢其盛，不知道做了哪些革新，但既然还题为《扒马褂》，敷演的自然还是以马褂为礼服的时代的故事，无预于当代也。
仍然以穿马褂为荣，为出入社交场合所必备，则还是衣冠中人，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而又无马褂可穿，则又不是达官显贵或“飞去飞来宰相衙”的闲云野鹤，多半属于落魄的长衫者；为了借马褂穿，要以为人圆谎为条件，这就已经出卖了自身，俯仰随人了。
朱自清《论气节》说：“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
说并非“帮闲”，意味着是“帮忙”或“帮凶”。在朝在野之别，只在于在朝的是已有马褂加身，在野的是暂时欲求马褂而不得，正在待价而沽或讨价还价，还有的则是被认定丧失了参与圆谎的能力，屏出不议了。
朱自清在这篇发表于1947年的文章中，回溯了近代到现代社会中由“士”演变为“知识分子”的过程：
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种运动。……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走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
朱自清来不及论述1947年以后更不再说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问题，我们也就只谈那以前甚至更早些时候还以马褂为统治形态的服饰的时代。那时的“士”或“读书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做官，或为候补做官而发愤。他们注定要把自己“货与帝王家”或在形式上是“货与”某一官僚、军阀集团。他们的人身依附和群体归属，在意识上和行为上是统一的。他们无论在朝在野，是马褂的颁发者、所有者或借穿者，其“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圆起谎来，也就如泉涌地，流利自如，振振有词，洋洋得意，全忘了自己置身此境，是因为借穿人家的马褂，“端人碗，服人管”，遂许之以效命驰驱也，其言甚辩而其情可悯。
《扒马褂》在嬉笑谑语舌敝唇焦之中，透出悲剧的蕴含，这是其卓尔超立于相声之林的可贵之处。
96、马老《对对子》中提到的“张伯英”和“张伯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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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我唱单弦干吗？我是说写字――学张伯扬。
赵：张伯扬会写字吗？
马：少见多怪么，你根本没见过他老人家写的字么――北京琉璃厂，两边那字号挂的匾差不多全是张伯扬写的。
赵：对吗？你看清楚了再说――写琉璃厂那些个匾的那叫张伯英――前清的拔贡，名写家张伯英。
马：张伯英？我记得有个张伯扬来着？
赵：张伯扬唱单弦的。
…………
附---张伯英、张伯扬简介
【张伯英】，碑帖学家、书法家（1871－1949）字勺圃、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祖籍浙江绍兴，明代迁居徐州东南张集，出生于徐州三堡榆庄，兄弟四人（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江苏省铜山县人。光绪时进士。少负异才。
更承其祖张达，其父张仁广（字溥原），纳赀为通判，居河南达30年。仁广善词章，尤喜书法，手不释管。伯英幼承庭训，弱冠时诗文、书法已崭露头角，伯英与其叔张从仁（字云生）年龄相若，幼年时一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受业于徐葵南先生，与其子徐树铮（字又铮）为同窗好友。塾师张永传教导，又跟随其外叔祖陈逊齐研习书画，后师从徐南葵，桂中行，冯煦等。张伯英能诗善文，风格清新俊逸。其诗七言居多，内容颇广泛。晚年思念故乡之情甚切，诗中多乡愁离绪。代表作有五言诗《如汉云九日登云龙山韵》、七言诗《和汉云山楼共话》、《又中秋》，诗中洋溢着真挚感情，一片至诚。
【张伯扬】张伯扬（1923-2007）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
他自幼受其父影响爱好曲艺，十七八岁拜花连仲为师学习单弦，开始业余演唱。20岁拜著名联珠快书艺术家曾振庭先生为师，向其学习了《蜈蚣岭》、《挑滑车》、《草船借箭》等快书曲目。1945年正式成为专业演员，由于他嗓音条件好，加上勤学苦练，艺术上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了著名的单弦演员，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济南等地演出，深受南北观众欢迎。解放后，先后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曲艺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天津市和平区曲艺团、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曾任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副团长、天津市实验曲艺团团长等职务。
97、“千金难易一字矣”
《文章会》里边，康圣人夸茂老文章写得好，说是“千金难易一字矣”，这话虽然好懂，其实还包含着个典故呢。据《史记》里边儿的《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当秦国的相国时候儿，让自己的门客班子攒了一本儿书叫《吕氏春秋》。书编好后，老吕特满意，把书放在都城咸阳的热闹地儿，说不管是谁，能够增删其中一个字儿，就给予千金的重赏；结果呢，愣没人出头儿。后来就用“千金一字”形容诗词文章写得妙，没有改动余地了。
要说完美到了一个字儿都不能改动的地步，也未必。没人出头，估计和当时老吕当着相国也有直接的关系，谁没事儿敢和相国掰扯着玩儿啊？换一个人，板砖早上来了。
98、“弄璋”和“弄瓦”
侯宝林先生的《婚姻与爱情》里边儿，说到以前生儿子叫“弄璋之喜”，弄块儿玉；生女孩儿就惨了，叫弄瓦之喜，也就闹块瓦玩儿。这说明那时候社会风气比较淳朴健康。现在情况不同了，妇女们不但摆自己这半边儿天把得倍儿牢靠，还开始霸占另一半儿。我看再过些年，男的除了蒸馏水剩不下嘛儿了就。把马老都气得抱怨说：可惜自己不是个女的，没法儿给人当太太去。有时候我就想，都二十一世纪了，不会又改回母系氏族社会吧？
按“弄璋”、“弄瓦”的说法儿出自《诗经、小雅》，老老年的事儿了。自然，那时候人们对男女的认识还是比较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他们唱道：“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璋就是侯宝林先生说的玉，这句是祝福男孩子长大了当大官儿，手里拿着玉石做的圭啊璋的兀的。相当于现在说：“您这孩子，长大了不是乡长，也得是个村长！”要不就是：“介孩子，长大一准儿坐奥迪车，还得是甲01牌照的。”
那生女孩子呢？自然不是让他们和魏文亮先生一样，上房揭人家瓦去买，倒不是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就好了。这个瓦是陶做的墩子，古代妇女纺织时候，使这个东西压着麻线兀的用的。所以弄瓦就是祝愿这个女孩子长大了勤劳点儿，天天在家纺织，别没事儿到处串门子、斗纸牌、购物、听F几、更别坑人家帮着摇煤球。
弄璋这个事儿上，还出过个笑话儿。我们大唐时候有个叫李林甫，当过宰相，磕不是什么好人，口蜜腹剑就是说他的。他文化也差点儿似乎。他小舅子姜度得了个儿子，他去信祝贺，写了句“闻有弄獐之喜”。这下儿好了，不但没有玉，让人家孩子长大了抱个黄鼠狼兀的，象话么？内孩子后来是不是当了猎户，史书上倒是没有记载，不过留下个“弄獐宰相”的说法，专门儿形容没文化的领导用的。
无独有偶，清朝有个大学问俞樾，是和茂老讨论过《红楼梦》的俞平伯老的上辈好像还是。据他的书里说，有个太常博士，把“鸡肋”给写成“鸡肘”，当时人们都管那位叫“鸡肘博士”，和弄獐宰相倒真是一对儿。
99、《绕口令》的塌目鱼
喇嘛，塔嘛（塌目），哑巴，喇叭，四样东西说起来绕嘴。这个塔嘛正字是塌目。北方人都是这样叫比目鱼的。比目鱼是进化的产物，俩眼睛长在一边儿，古人以为是俩鱼挨得紧，分不开了，所以，比目鱼有象征夫妻恩爱的意思。
比目鱼有两类：俩眼睛都在左边儿的叫做鲆，俩眼睛都在右边儿的叫做鲽，故“左鲆右鲽”之称，没眼睛的一面很光溜儿。比目鱼很凶，它趴在海底，俩眼盯着上面，善于捕捉小鱼儿什么的。比目鱼很好吃，因为它不是吃素的。
天津人爱吃比目鱼。按照重量多少给塌目分了老几类：塌目鱼，塌目片儿，塌目皮儿等。最好的算是塌目中段儿。天津有道名菜叫“宫烧目鱼条儿”，全国比赛得奖。就是用塌目鱼中段儿做的。现在，去哪个饭馆都是海鲜，真不见功夫！但是，千万别去大饭庄子点这道菜，上次去XXX，要了一个“宫烧目鱼”，上当喽！
所以，郭荣起说7，8斤塌目才够吃的是有道理的，喇嘛肯定也爱吃塌目鱼的中段儿。
100、《白事会》中提到的“一撮毛”撒纸钱
出殡扬撒纸钱始于晚清。《旧都文物略?杂事备》载：“舁殡出门，预上秫秸扎架，广方数尺，遍粘纸钱。临起杠时，举火焚架，绷弓一断，喷出无数纸钱，借风空冲云际，谓之‘买路钱’。近以火患预防，乃手持大叠纸钱，沿途扔之，其高骞数丈，散若蝴蝶，蹁跹回旋，纷然徐下。”
扬撒纸钱的目的，据说是打发“外祟”和“拦路鬼”的。凡起杠、换杠、换罩，经过十字路口、丁字街口、庙宇、祠堂、井水窝子、河泊、桥梁、城门，遇有路祭棚、路祭桌、茶桌，都要在杠前高高扬起纸钱。
新丧出殡用白纸钱，其钱直径四寸，中有小方孔，是用较厚的报纸砸成的。停灵暂厝超过三年以上者出殡安葬或二次改葬起灵，用花红彩色的纸钱；帝、后、亲王等奉安大典用金色纸钱（1916年袁世凯死，出殡时扬的也是金纸钱）。过去，南纸店论斤出售。一些砖瓦铺因卖“倒头三件”――吉祥盆儿、砖、焰食罐子（宝瓶），所以代卖纸钱（多系一些回收品）。也是按份量计价。纸钱无包装，只用一根麻绳子穿入其孔，像一串大柿饼，携带行走时，可以背在身上。
旧时，扬纸钱也是一种专门技术，其中大有“学问”。伺候大殡的，最少得有四个人轮番扬纸钱。他们先将纸钱揉搓开，不能有粘连的双张。揉好的纸钱分叠卡在手里，夹在腋下，掖在兜里。只要一起杠，打响尺的杠头一喊加钱儿，先由两个人，同时身形一矮，眼望空中，纵身跃起，右手用力将纸钱往上一扔，纸钱借着风力，马上在几丈高的空中扩散成一大圆伞盖，逐渐扩大，翩翩飞舞。不等下落，紧跟着由另外二人再扬两把。如果，本家要烧一所纸糊的阴宅四合房或几张尺头桌子之类的大型冥活，那就更妙。纸钱趁着火势，可以飞得更高，而且经久不落，形成漫天皆白，几有铺天盖地之势，是一大奇观。
旧时，扬纸钱自成一行，有师有徒。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是全福，满人，绰号“一撮毛”。无出其右者。手下有徒弟多人，素日即在空旷高坡上练习扬洒技功，锻炼臂力。专应王府大殡扬纸钱的活。据说，他坐着包月洋车来回赶档子。所用的名片，皆印绰号“一撮毛”，正名却以小字跨在绰号下边，可见其知名度了。
据说，一次某宅门出殡，忽从送殡的至亲里冒出一位阔少，非要跟“一撮毛”打赌，说“全爷，您要能把纸钱扔过这平则门城楼，我送您一所小四合房!”“一撮毛”闻听精神大振，登时请了一个安“呦，二少!您这可真赏小的脸啦!行啊，今天我露一手，不然决不拿爷的钱份儿，算我白尽孝啦。”说着通知手底下四个徒弟“备料”（把纸钱揉搓好）。刚刚接近门脸，“一撮毛”稍一哈腰，纵身一跃，足有一米多高，猛劲扬出头一把，徒弟们随着也各扬一把。这五把纸钱直入云霄，随风向四外扩散，漫天皆白。当时东风甚紧，居然没有落下几张来。大杠出了城，经过瓮圈儿，过了箭楼，直至吊桥，还没落下一半，直到这殡的最后边的马车过完，纸钱才落尽，回头再看护城河，水面全白了。坐在马车里的姑奶奶们见了，感到“一撮毛”名不虚传，马上让仆人下车找了事的往前传，“赏全爷五块大洋!”那位打赌的阔少既然许了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事后，只得送“一撮毛”一所小房。据说类似情况屡次发生。“一撮毛”凭着给人家扬纸钱居然挣下好几所住房。
一般平民，贫民死了人出殡是请不起“一撮毛”的，同时，也买不起那么多纸钱。过去有人讲，贫民户的一棚丧事，还不及一个富户的几把纸钱。其实，不要讲贫民户，就是那些平民户出殡，也只能从送殡的近亲中请出一两位人干这个差使。由于没有经验，往往不免整叠地上去，整叠的下来。再不然稍偏一点，借着风力全上了民房和铺户。1936年12月16日，平市各界为苏州名妓赛金花举行的公葬仪式上“纸钱只洒到屋檐就落下了，大家又想起了‘一撮毛’……他今天应该来帮帮忙就好了。
101、分析《扒马褂》
《扒马褂》这个妙趣横生的三人相声，终于得以在新年民族文化宫的晚会同观众见面。我没有躬逢其盛，不知道做了哪些革新，但既然还题为《扒马褂》，敷演的自然还是以马褂为礼服的时代的故事，无预于当代也。
仍然以穿马褂为荣，为出入社交场合所必备，则还是衣冠中人，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而又无马褂可穿，则又不是达官显贵或“飞去飞来宰相衙”的闲云野鹤，多半属于落魄的长衫者；为了借马褂穿，要以为人圆谎为条件，这就已经出卖了自身，俯仰随人了。
朱自清《论气节》说：“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
说并非“帮闲”，意味着是“帮忙”或“帮凶”。在朝在野之别，只在于在朝的是已有马褂加身，在野的是暂时欲求马褂而不得，正在待价而沽或讨价还价，还有的则是被认定丧失了参与圆谎的能力，屏出不议了。
朱自清在这篇发表于1947年的文章中，回溯了近代到现代社会中由“士”演变为“知识分子”的过程：
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种运动。……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走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
朱自清来不及论述1947年以后更不再说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问题，我们也就只谈那以前甚至更早些时候还以马褂为统治形态的服饰的时代。那时的“士”或“读书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做官，或为候补做官而发愤。他们注定要把自己“货与帝王家”或在形式上是“货与”某一官僚、军阀集团。他们的人身依附和群体归属，在意识上和行为上是统一的。他们无论在朝在野，是马褂的颁发者、所有者或借穿者，其“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圆起谎来，也就如泉涌地，流利自如，振振有词，洋洋得意，全忘了自己置身此境，是因为借穿人家的马褂，“端人碗，服人管”，遂许之以效命驰驱也，其言甚辩而其情可悯。
《扒马褂》在嬉笑谑语舌敝唇焦之中，透出悲剧的蕴含，这是其卓尔超立于相声之林的可贵之处。